阿兰• 罗森萨尔在《纪录片的良知》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纪录片的作用是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和增进人类的了解”，纪录片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对风土文化的记录和表达方面，还体现在敏锐的历史意识和对典型场景的抓取方面。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电视纪录片长于写实和叙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像下，其在展现历史意蕴方面出现了两个转变，其一是新史学观的影像实践越来越多的体现在纪录片创作和表达中；其二则是微观视角的民间语态逐渐分立出来，与传统宏观视角的政论语态形成鲜明对比。
具体到《长城内外》节目，即是“长城”这个符号所指涉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融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的叙述表达中，引起观者的共鸣，成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唏嘘与感喟，交织出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双重体认。历史学家陈新曾指出，“人是历史的人，因为他总是属于某个民族，并被外在于他个人而又源于整个民族的力量支配。如果说共同的情感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这种共同的情感就产生于这个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即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集体实践的历史”。（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 谈到历史研究时，陈寅恪有个讲法：“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在《长城内外》这个历史命题里，以往在有关长城的讲述中，被覆盖在长城——这个家国符号之内的、普通人的当下生命轨迹，被以特写的方式凸显。“古为今用”，尽人皆知。但用什么？怎样用？1990年代初期的《望长城》，制作于中国改革开放第10年之际，彼时，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始看到了希望，曙光初露。于是，《望长城》讲述长城与中国历史的视角便聚焦于华夏民族本土的历史连续性。此次新版长城，完成于改革开放36年之时，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内外》讲述的方式随之融入了当下的国际化表达。
《长城内外》在拍摄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这些通常旅游观光客可到达的长城名关之外，努力还原大明朝8815.8公里的 “九边十一镇”驻防军制沿革全貌，再现隐身深峡险峰中的辽宁、内蒙古、山西等地“老边墙家族”，并将拍摄范围延伸到新疆、湖北、河南等以前节目所少有涉及到的长城遗址所在的地域，纵横跨越万里疆土，展开一幅笔墨饱满的文化长卷。所涉范围甚广，全景展现中华大地上长城遗址全貌。与此同时，《长城内外》还设立专题，对中国境内近年流传的民间俗称的类似长城遗存——湘西“南长城”、重庆世界第一堡城等发起探讨，并和国家文物局已公布的长城进行特点情境比对。这种严肃却并不古板的历史态度正是纪实作品的文化感召力所在。
另一方面，《长城内外》深入我国基层及边缘地区，切近百姓生活，以寻找古长城为线索，以长城沿线人们的生活故事和不同地区的自然人文风情为载体，记录摄制组旅行途中观察到和偶遇的一个个故事，立体展示长城沿线的过去、当下，最终关照的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这其中寻常百姓的口述及学者的介入式参与不可忽视，正是这两个角色补益了整个节目的历史厚度。如第三集《长城脚下是故乡》，时年55岁的《本溪日报》主任记者莫永甫因年轻时写过一篇有关本溪历史的文章而与长城结缘，此后研究本溪历史长达15年。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保存明代石狮子的当地村民牛立臣，解说词是“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已逐渐减弱，近年来，镇里的农户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耕种的同时也在尽力保护墙砖”，镜头聚焦到这座历尽沧桑而被村民完好保留的石狮子，大有一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况味，百姓对旧物的珍藏体现了对国家历史的珍视，十分动人。正如学者吕新雨所言“历史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纪录影像的意义，它见证历史，打捞历史的证据，使得有可能沉沦的历史重新浮出，进入到历史的光亮中来，所以，纪录片富有这样的历史使命，就是记录有可能沉沦的却有价值的东西。”《长城内外》在每一集中都有大量的重述历史片段，镜头里往事如潮涌来，丰富的历史信息扑面而至，鲜活的记忆中饱含着浓厚的人文气息。《长城内外》内含的厚重历史感由此举重若轻地自然流露。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提出“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他表示“新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对既定规范和程式的动摇，一种对不同意见与永无厌足的好奇心的整合”《长城内外》凭借开阔包容的历史情怀秉承了新历史主义的自觉，广泛吸纳史书文献、百姓口述、学者研究等历史资料，更新了观众的历史记忆，客观上引导观众对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产生新的解读。
无论从动机、文本还是功能层面，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都离不开“人”的主体性参与，如果说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第一要义，那么人文精神则是纪录片的独特品质。这种人文精神，即是对普通人生活状态、情感的关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崛起并真正成为电视人自觉追求的内在缘由。纪录片人文关怀的阐述，正是通过以人事蕴藏文化，将历史融入现实，纪录片将生命、生存、生活关联起来，透过一些个人化生活内容的展现，典型环境的描摹，再造对于生死、善恶、美丑等人类通感的人文价值的体验和感悟，由此营造出一个源于现实生活又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充满人文精神的空间。
在媒介融合的当代，依托电视、网络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纪录片得以将真实的、长时间积累下来的生活素材带入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民众的真实生活、人生故事和生存环境被纳入更加深广的传播流中，进而反哺社会文化的建构。
《长城内外》摄制组行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在群像中找寻当代人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草原、大漠、雪山等奇雄风格和当地的淳朴民风之所以能够引发观者共鸣，在于创作者不以某个权威的角度垄断对事件的阐述，而以其平实立场捍卫了观者对纪录片的信任，它是对主流价值观的隐形自觉表达。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超越了当代喧嚣浮躁的媒介和文化环境，展现了踏实、沉静的记录态度和深蕴民间的坚韧精神和文化传承力量，达成了对于“长城精神”的时代解读。（作者：张雅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彬，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