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1500余名全球政界、商界等代表来到中国大连。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商、国际机构代表，来共同聚焦全球化新时代的世界经济与中国角色。
4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今年1月时的3.5%进一步下调至3.3%，创下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再次传递出了对于2019年全球经济的担忧情绪。
5月，全球制造业PMI回落至49.8，跌破荣枯线，是2012年12月来的首次，预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或难避免。
世界银行6月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2.6%。除了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关系外，一系列因素可能引发风险情绪进一步恶化，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如英国“不达成协议”退出欧盟，以及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幅度等。
纵观近4、5年的，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是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最大的敌人？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变大还是变小了？
谈到不确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从2019年这个时间点来看，风险是上升的，不是下降的。
而2019夏季达沃斯论坛联席主席宁高宁认为，小了一点，可能80、90，为什么？因为2018年大家还在讨论中美贸易会是什么样子，2019年大家清楚，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种贸易的困难肯定存在了，这样反而变成一个确定性的东西了。现在企业反而是以资本为前提来布局企业和规划企业的经营。所以说反而是企业自身的不确定性变的比较小了。新的环境大家都认知比较多了。中国企业随着中国经济自身的升级，推动中国经济自身升级，它会在经营方式上有极大变化。那么中国企业过去的心目中很多英雄，过去是地产商，首付，今天变任正非了，为什么？企业的思路变了，企业会变的比较长期了，企业变的比较重视技术了，企业会变的比较有毅力和有一个成长的规划。这是很大的变化。
全球经济会好转吗？
很多高管预期未来一年，本国的国际交易将大幅下降。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施耐德认为会持续。一年前，2018年6月，那时候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当时，三分之一的高管认为全球经济将好转，三分之一认为将恶化，另外三分之一认为会持平。现在同样的调查问卷显示，认为全球经济将好转的从三分之一下降为13%，认为经济会恶化的从三分之一上升至57%，另外是三分之一认为会持平。面对这个调查结果，需要思考的是，这真的只是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吗？还是全球发生了更为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不确定性的持续存在是因为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
施耐德：区域贸易的重要性超过了多边性？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施耐德谈到，其实如果将此归纳为四项转变和一项革命。第一项破坏以前讨论过，即权力的转移，具体体现在贸易方式的改变、某些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度的改变以及成熟的国际机构开始被挑战，第二项转变是消费者结构的变化，现在的消费者与过去截然不同，“千禧一代”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尤其在中国。此外，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需要提供强大的社保保障体系。第三项是民粹主义，人们意识到各国在全球化中的份额和分享到的成果不均等，产生了这种情绪，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第四是环境，污染排放日益严重，大家对于环境的感到担忧。这四项转变是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但导致变化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工业革命，因为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发展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同时，区域贸易的重要性超过了多边贸易，这是根本性变化。
这四项转变和一项革命意味着过去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每个人包括企业家都在寻找解决方式。但没有人找到答案。
国际合作能应对“不确定性”？
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施耐德分享，阿姆斯伯格曾提到全球投资界的担忧之一是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对于世界形势正在缓慢步入更具挑战性、更为艰难的时期的说法，他想提醒大家的是，“不确定性”并不是指英国脱欧或中美贸易摩擦，这些都是已知的。“不确定性”是指可能发生的一些未知的事件，我们没有关注到的事件。如果去年“不确定性”程度为100，那么今年的不确定性就是120甚至更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比如贸易关系紧张、金融市场混乱、气候变化、人口迁移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但某些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从长期对经济有利的角度出发。信任减少就很难应对“不确定性”，比如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几个大国非常迅速地采取了非常规措施、相互高度配合，但现在是否还能达成类似的合作？他深表怀疑，这也是他担忧的原因。
